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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伤口是为了复原─专访史塔西档案局局长(下)

作者:  发布: 2020-07-11 分类: 介绍下载 阅读: 785次 

清查公务员建立公信

在威权政治的深层结构,公务员与情治机关难免有一定的连动,有时还身兼警察国家的打手,当政府转型成民主后,倘若无法就公职人员的责任有所釐清,人民将无从信任政府。因此,史塔西档案局当初成立的主要目的,就是清查前东德公务员和史塔西的关係,积极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。

《史塔西档案法》明定,各政府机关主管,得向档案局提出询问,要求釐清辖下军人、公务员、法官、议员、选务人员,在东德时期与情治机关的关係,另外,受僱于国家运动代表队、媒体、医院等公共机关的员工,也适用办理。如果档案局发现其中某些人确实是线民,比如曾定期向史塔西报告同事的行蹤,或担任监视同学和打小报告的职业学生,那幺档案局就会出具报告,提供他们与史塔西合作的时间长短、方式、以及当年被吸收为线民的背景,供各单位主管参考。

20多年来,史塔西档案局已经调阅过近50万名公务员和公共机关员工的案底,其中,好几万人因为当过线民而被革职或调职。那幺,政治背景与工作能力称职与否的判断标準为何呢?

「我们只负责出具书面报告和证据档案,至于是否任用,由主管和当事人沟通后自行裁量,我们不做任何建议」,杨恩说。主管根据档案局出示的文件,判别当年打小报告的人,究竟是出自政治信仰而效忠党国,想升官、贪求名利、怕丢掉工作而迎合上意,还是因为把柄落在特务手中,逼不得已才出卖同事和朋友?如果是后者,主管也可能认定情节轻微,而留任这些员工。

「即使是线民,也有自愿与被迫、程度轻与重的差别,主管要看过档案后才能判断,」杨恩说。至于那些曾经为情治机构工作的人,为何不适合再担任公职?「政府机关为人民服务,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赖,难道说要让人民不信赖的人当官?隐瞒自己与史塔西关係的人不只是欺骗长官,也是欺骗人民。」

打开伤口是为了复原─专访史塔西档案局局长(下)

解读档案认识专制

情治机关是独裁政府最权威、也是最敏感的部门,内部往来公文和报告,鉅细弥遗纪录当权者的决策经过,对有意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者来说是一大宝库。1990年代史塔西档案刚解禁的时候,整个德国历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史塔西。

杨恩说:「许多记者和研究者透过史塔西档案,来了解当局的决策过程,例如谁下令监听、选举如何作票,进而掌握整个独裁体制运作的模式。」不过,基于保护第三者隐私的前提,《史塔西档案法》对学者和记者调阅档案有非常严格的限制,「当事人没有同意,谁也不能翻他的案底,与研究主题不相干的档案也不准调阅。」

有记者问到,传言出身东德物理学家的总理梅克尔(AngelaMerkel),在还没从政前是史塔西的线民,梅克尔本人也爆料,史塔西曾派人试图吸收她,但因为她「大嘴巴」的个性而没有成功,对此媒体该如何求证?杨恩回应说,梅克尔来过档案局看自己的案底,「但除非她本人同意,不然任何人都无权过问。」

不过,杨恩微微一笑,补充说:「档案开放这幺久,这幺知名的公众人物如果是线民的话,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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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听译文全都露

史塔西档案局本身也设有研究部门,专门解读情治档案,到目前已出版上百本专书,深度探讨史塔西的组织、吸收线民和蒐集情资的手法、以及史塔西联手政府部门打击反对运动的内幕。杨恩说:「学术研究是档案局的工作重点,我们的出版品,特别适合做历史研究者的参考资料。」档案局出版的所有专书、刊物和解说摺页,几乎全部可以免费索取,或在网站直接下载。

以今年柏林围墙倒塌25週年为例,档案年初开始就出版专书,从史塔西的角度还原和平革命的经过。举例来说,《四面楚歌》(Ueberallkochtundbrodeltes...)一书,纪录的是莱比锡和德勒斯登(Dresden)的群众示威,内容有大半是印上「高度机密」的公文和文件,包括镇压群众运动的任务分组、私人信件检查后的汇整报告、示威现场的蒐证照片、以及线人所呈报的便条纸。书中除了特务的姓名和线人的化名,只要出现第三人的名字就被涂黑。

另一本9月才问世的新书《长话短说!》(FasseDichkurz!),更是威权政治研究的突破。两位研究者在获当事人同意后,首度发表史塔西监听民运份子的电话译文,并与其他档案交互对照,分析译文如何作为检调办案的证据。作者特别指出:「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爆发监听丑闻的此刻,东德这段历史,有助于认识官方的情治单位如何监听和滥用监听。」

杨恩也藉此书比较威权体制和民主政府同样有情治单位,监听手法大同小异,但目的可能是南辕北辙:「独裁国家的秘密警察,是用侵害人权的手段来维繫党国统治,反之,民主国家的情治单位是人权的守护者,媒体和大众应该对这一点有所警觉。」

他认为,既然情治单位的任务就是穷尽一切手段来获得情报,那幺,如何建立出一套监督机制,让特务知道什幺能做什幺不能做,确保情报不被当权者利用,对民主国家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「多去了解过往的威权怎幺监听,能帮助我们思考转型民主国家之后情治单位的角色,这正是我们出版这本监听译文的用意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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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言加深对立

即便国家已经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,政坛却充满对立,每到选前就有人捕风捉影,指控政敌是过去的抓耙仔,被指控的人也急忙撇清,社会充满不信任感。这样的情形不只在台湾,在中东欧的前共产国家也很普遍。杨恩认为,这可能与这些国家没有真诚面对威权遗绪有关。

「情治档案如果继续由少数人把持,很容易被拿来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,唯有让档案开放,真相大白,社会才不会受过去的仇恨所困。」杨恩举波兰等东欧国家为例指出,在共党情治档案还没解禁前,社会上到处是流言和阴谋论,被指控的人也只能辩解,很难把事情交代清楚,「直到几年前档案解禁,民众把谣言和真相分清楚,信赖感才慢慢取代原本的对立。」

杨恩还举德国公共电视台两年前播放的纪录片《接触敌人》,来说明真相大白与同理心如何带来和解。片中一位东德大学生,因在课堂上提太多尖锐问题而被学校退学,转将心中想法向同年纪的好友倾吐,没想到好友却偷偷把他的想法向史塔西报告,导致他坐牢五年多。

真相与同理心促进和解

这是个真实故事,导演让久别30年的两位友人重新见面,白髮苍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,一起翻阅其中一人当年为史塔西做的报告。在交换意见和回忆的过程中,从前敌对的两人,开始试着去理解对方当时的想法,最后还一起到监狱参观。导演说,这是个有关「友谊与背叛、希望与失望、和责任与原谅」的故事。

「档案没解禁,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,」杨恩说,「我们档案局不是为受害者寻仇,也不是在清算加害者,而是把真相和责任釐清,开启和解的可能性」。东德共党统治时期,坐过牢的政治犯至少有20万人,档案局不只提供他们受迫害的真相,协助他们司法救济和申请补偿金,还鼓励他们平心静气与从前的加害者对话。

「我自己也跟当年把我驱逐出境的史塔西军官见过面,他当面跟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,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表示后悔,两人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」杨恩对这次见面的心得是:「有些人说不要一再去撕裂伤口,可是,有的时候,伤口就是要打开才能复原。」

也有多位昔日的特务和负责看管政治犯的狱卒,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,主动打破沈默,在档案局主办的讲座活动担任与谈人,前史塔西军官罗思(BerndRoth)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他三年前写了一本书:《一位史塔西加害者的报告》,详细描写自己被吸收成特务的经过,还在脸书上成立粉丝页,分享与转型正义有关的新闻,「我不是要你们接受我,只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,促进彼此的了解。」

打开伤口是为了复原─专访史塔西档案局局长(下)

独裁已经过去

史塔西档案局就位于当年被民众佔领的史塔西总部,每月都举办导览,让民众得以一窥情报单位究竟,不仅我们这个外国记者团对它有兴趣,来自各国的访客也络绎不绝;尤其是同样走过威权的东欧国家、西班牙、和突尼西亚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,都曾派人来柏林了解德国处理情治档案的经验。在台湾推动转型正义的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,获旅德侨胞的邀请,两年前也派代表来参观,对史塔西档案的保存和开放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「身为记者,我一辈子都在学新的东西,本来就不太容易大惊小怪,可是,担任档案局长这些年来,我还是不时感到诧异,」杨恩感慨,「当你知道人性有这幺多阴暗面,可以践踏人权到这种地步,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出卖,不免感到沮丧。」 

不过,「我每天来上班,还是多少有鬆一口气的感觉,因为我非常确定,独裁真的已经过去了,」杨恩说,「独裁是可以克服的,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声说,我们知道真相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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